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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i 刊首语

1 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的历史 谭其骧

11 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 费孝通

33 中华民族是一个 顾颉刚

40 中国民族史扩展阅读书目

41 浅议“自然—社会”二元对立 – 致芦笙信 王 丹

附:儿童与自然 林芦笙

54 我们需要承受些什么 韦天钰

61 苏霍姆林斯基教育思想专题征稿启事

63 本刊征稿启事

Table of Content

i Preface

1 China in History and the History of Territories of Chinese Dynasties

TAN Qixiang

11 The Pattern of Diversity in 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FEI Xiaotong

33 Chinese are of One Nation

GU Jiegang

40 A Short Reading List on the Ethnic History of China

41 On the Binary of “Nature/Society” – A Letter to Lusheng

WANG Dan

Appended: Children and the Nature

LIN Lusheng

54 What Do We Need to Endure?

WEI Tianyu

61 Call for Papers: A Special Topic on Educational Thoughts of V. A. Sukhomlinskii

63 Positions: Dialogues on Education Call for Submis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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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首语

三月以来,西藏骚乱、圣火传递、汶川国难,国内外人事天灾接连不断,我们也不由自主地为之而揪心。延误了编辑事务,恳请读者见谅!

随着火炬在世界各国的传递,欧美、日本、韩国、甚至南非等政府、媒体和部分民众对西藏问题的无知、误解、歪曲,及其傲慢粗鄙的反华辱华言论,让国内外的中国人—尤其是对西方的自由、民主口号抱有浪漫幻想的中国人—疑惑、惊异,继而转为愤怒。而海外华人在西藏问题和维护祖国领土完整的大是大非中所表现出的空前团结,也让欧美各国的政府、媒体和知识界感到震惊。

西藏问题牵连着跨越一个半世纪的殖民主义、冷战、和全球化等历史,其广度和深度非三言两语能尽其详。但,至关紧要的是,在驳斥所谓“人权”名义下的“民族自决论”的同时,我们不得不自问:我们应该怎样理解西藏问题?更大一点,应该如何理解少数民族与汉民族的关系?如果西藏和中国既不是西方的“反面”,也不是西方的“想象”,它们到底是什么?我们应当如何从文化、从领土的意义上理解和定义“中国”?

本期转载了费孝通、谭其骧和顾颉刚三位先生关于中国各民族迁徙融合、中国历代政权和领土的研究和理解。“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费孝通),“很多少数民族对我们中国历史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谭其骧),因此,“中华民族是一个”(顾颉刚),中国“是各族人民包括边区各族所共同缔造的”(谭其骧)。谭先生特别强调,“我们一定要分清楚汉族是汉族,中国是中国,中原王朝是中原王朝,这是不同的概念”,“我们绝不能把中国看成汉族的中国”。从这些论述可以看出,中国历史形成的多元一体格局,以及互不等同的民族—领土—政权概念,同西方现代的单一民族的国家架构和政治知识体系是格格不入的。同时,西藏问题和中国的统一问题绝不仅仅只是中国内部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问题;它不断地返回清末以降一百多年来复杂而沉重的反帝反殖民的民族解放运动,不断地要求我们审视自己同西方的关系、确认自己的身份、并认识自己在世界政治格局中的位置。

了解自己的历史、现状和位置,是不同文化不同观点相互理解、沟通、争锋和矫正的基点。这一过程中,澄清历史事实和传播相关知识对我们的自我了解、认同和反省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在此转载三位先生的旧文,并附上一个简短的扩展阅读书目,期待引起更多读者对民族历史的重视,为我们理解自己和理解世界开启另一扇大门。

我们同相关出版社联系过转载版权的问题,但未有回音。如见本文,请同我们联系以便协商版权相关事宜。

《立场》编辑小组

2008年6月

《立场》2008年第2期 页1-10

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1]

谭其骧

[原文]编者按:这是谭其骧先生在1981年5月下旬召开的“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学术座谈会”上的讲话,曾得到与会者的极大重视和高度评价。本刊将讲话发表于此。题目为作者所加,内容作者做了一些修改。

翁独健同志要我在这次会议期间在大会上讲一通,我说,我不是民族史专家,有什么好说的?他说,不要你讲别的,只要你讲一讲你们在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时是怎样划定各个历史时期的中国的范围的;也就是说,对历史上同时存在的许多国家地区和民族,你们是如何区别中外的?哪些算中国,哪些不算,标准是什么?他既然提了这样具体的要求,我作为《中国历史地图集》的主编,就不便推辞了。所以今天下午我在此向诸位汇报一下我们在这套图集里是如何处理这个问题的,就把这个讲话命名为谈“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吧!诸位听了如果认为我们的处理办法由不合理、不妥当之处,欢迎在明天小组会上提出来大家展开讨论。

《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绘工作开始于1955年春。开始只要求把杨守敬的《历代舆地图》予以“重编改绘”,范围准备一仍杨图之旧,那时还没有接触到历史上中国的范围这个问题。杨图个时代都只画中原王朝的直辖版图,除前汉一册附有一幅西域图外,其余各册连王朝的羁縻地区都不画,更不要说与中原王朝同时并立的各边区民族政权的疆域了。所以杨守敬所谓《历代舆地图》,起春秋讫明代,基本上都只画清代所谓内地18省范围以内的建置,不包括新疆、青、藏、吉、黑、内蒙古等边区。编绘工作开始没多久,我们就感觉到以杨图范围为我们的图的范围这种想法是不行的。新中国的历史学者,不能再学杨守敬的样儿仅仅以中原王朝的版图作为历史上中国的范围。我们伟大的祖国是各族人民包括边区各族所共同缔造的,不能把历史上的中国同中原王朝等同起来。我们需要画出全中国即整个中国历史的地图来,不应只画秦、汉、隋、唐、宋、元、明等中原王朝。随后我们就作出决定:图名改为《中国历史地图集》,范围要包括各个历史时期的全中国。怎样确定各个时期的全中国范围,从此便成为我们不得不反复慎重考虑的一个首要问题。

我们是如何处理历史上的中国这个问题呢?我们是拿清朝完成统一以后,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前的清朝版图,具体说,就是从18世纪50年代到19世纪40年代鸦片战争以前这个时期的中国版图作为我们历史时期的中国的范围。所谓历史时期的中国,就以此为范围。不管是几百年也好,几千年也好,在这个范围之内活动的民族,我们都认为是中国史上的民族;在这个范围之内所建立的政权,我们都认为是中国史上的政权。简单的回答就是这样。超出了这个范围,那就不是中国的民族了,也不是中国的政权了。

为什么作出这样的决定?我们的理由是这样:

首先,我们是现代的中国人,我们不能拿古人心目中的“中国”作为中国的范围。我们知道,唐朝人心目中的中国,宋朝人心目中的中国,是不是这个范围?不是的。这是很清楚的。但是我们不是唐朝人,不是宋朝人,我们不能以唐朝人心目中的中国为中国,宋朝人心目中的中国为中国,所以我们要拿这个范围作为中国。

这还要从“中国”两个字的意思讲起。“中国”这两个字的含义,本来不是固定不变的,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的。且不提《诗经》等古籍中的“中国”是什么意思,简单说起来,拿“中国”两个字表示我们国家的主权所达到的范围,这个观念是鸦片战争之后才形成的。在这以前的“中国”二字,在各种场合有各种样子的用法。远的我们不讲,鸦片战争以后的初期,这个观念还没有完全固定下来。据一个例子,魏源写《圣武记》所用的“中国”,有时候是符合现在的概念的,譬如他讲到蒙古,把蒙古算中国,俄国算外国;讲到西藏,把西藏算中国,印度算外国。但有的时候,他还采用一种老观念,把18省同新疆、西藏、蒙古对立起来,只把18省叫中国。有的明清著作中,甚而至于因为作者本人跑到西南的贵州、广西少数民族地区,他作笔记就把贵州、广西这一带的少数民族地区不看作中国,把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的内地看作中国,“中国”两个字,按照现在的用法,形成是很晚的。鸦片战争以后的初期还没有完全形成,基本上到晚清时候才形成。讲到“中国”就是表示我们国家的主权所达到的范围,这是鸦片战争后经过了几十年才逐渐形成的。

我们再回头来讲,我们是现代人,我们不能以古人的“中国”为中国。这不是说我们学习了马列主义才这样的,而是自古以来就是这样的,后一时期就不能拿前一个时期的“中国”为中国。据几个例子:春秋时候,黄河中下流的周王朝、晋、郑、齐、鲁、宋、卫等,这些国家他们自认为是中国,他们把秦、楚、吴、越堪称夷狄,不是中国。这就是春秋时期的所谓“中国”。但是这个概念到秦汉时候就推翻了,秦汉时候人所谓“中国”,就不再是这样,他们是把秦楚之地也看作中国的一部分。这就是后一个时期推翻了前一个时期的看法。到了晋室南渡,东晋人把十六国看作夷狄,看成外国。到了南北朝,南朝把北朝骂成索虏,北朝把南朝骂成岛夷,双方都以中国自居。这都是事实。但唐朝人已经不是这样了,唐朝人把他们看成南北朝,李延寿修南北史,一视同仁,双方都是中国的一部分。同样,宋朝也把辽、金、夏都看成是外国,堪称夷狄。但是元朝人已经不这样了,已经把辽、金、夏跟宋朝一样看成“中国”。元朝人已经不用宋朝的看法了,难道我们还要作宋朝人?所以我们说现代人不能以古人的“中国”为中国。后一代的人把前一代的人的概念否定,不采用前一代人的概念,这是由来已久,自古而然的,没有什么奇怪。我们现在当然不应该再以东晋人自居,在以宋代人自居。总而言之,我们是现代人,不能以古人的“中国”为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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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场》2008年第2 11-32

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1]

费孝通

我想以这次香港中文大学邀请我发表Tanner讲演的机会,提出我多年来常在探索中的关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问题向各位学者请教。请容许我坦率地说我对这个格局的认识是不够成熟的,所以这篇讲演只能说是我对这问题研究的起点,并没有构成一个完整的见解。

为了避免对一些根本概念作冗长的说明,我将把中华民族这个词用来指现在中国疆域里具有民族认同的十一亿人民。它所包括的五十多个民族单位是多元,中华民族是一体,它们虽则都称“民族”,但层次不同。我用国家疆域来作中华民族的范围并不是很恰当的,因为国家和民族是两个不同的又有联系的概念。我这样划定是出于方便和避免牵涉到现实的政治争论。同时从宏观上看,这两个范围基本上或大体上可以说是一致的。

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我这篇论文将回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它的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利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这也许是世界各地民族形成的共同过程。中华民族这个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还有它的特色:在相当早的时期,距今三千年前,在黄河中游出现了一个由若干民族集团汇集和逐步融合的核心,被称为华夏,像滚雪球一般地越滚越大,把周围的异族吸收进入了这个核心。它在拥有黄河和长江中下游的东亚平原之后,被其他民族称为汉族。汉族继续不断吸收其他民族的成分而日益壮大,而且渗入其他民族的聚居区,构成起着凝聚和联系作用的网络,奠定了以这个疆域内许多民族联合成的不可分割的统一体的基础,成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经过民族自觉而称为中华民族。

这是一幅丰富多采的历史长卷,有时空两个坐标,用文字来叙述时有时难于兼顾,所以在地域上不免有顾此失彼、方位错乱,时间上不免有前后交差、顺序倒置的缺点。让这篇论文作为我在这个学术领域里的一次大胆的尝试吧。

一、中华民族的生存空间

任何民族的生息繁殖都有其具体的生存空间。中华民族的家园坐落在亚洲东部,西起帕米尔高原,东到太平洋西岸诸岛,北有广漠,东南是海,西南是山的这一片广阔的大陆上。这片大陆四周有自然屏障,内部有结构完整的体系,形成一个地理单元。这个地区在古代居民的概念里是人类得以生息的、唯一的一块土地,因而称之为天下,又以为四面环海所以称四海之内。这种概念固然已经过时,但是不会过时的却是这一片地理上自成单元的土地一直是中华民族的生存空间。

民族格局似乎总是反映着地理的生态结构,中华民族不是例外。他们所聚居的这片大地是一块从西向东倾侧的斜坡,高度逐级下降。西部是海拔4000米以上的号称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东接横断山脉,地势下降到海拔1000~2000米的云贵高原、黄土高原和内蒙古高原,其间有塔里木及四川等盆地。再往东是海拔千米以下的丘陵地带和海拔200米以下的平原。

东西落差如此显著的三级梯阶,南北跨度又达30个纬度,温度和湿度的差距自然形成了不同的生态环境,给人文发展以严峻的桎梏和丰润的机会。中华民族就是在这个自然框架里形成的。

二、多元的起源

生存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最早的情况是怎样的?这个问题涉及到中华民族的来源。任何民族都有一套关于民族来源的说法,而这套说法又常是用来支持民族认同的感情,因而和历史上存在的客观事实可以出现差错。关于中华民族的起源过去长期存在着多元论和一元论、本土说和外来说的争论,直到本世纪50年代,特别是70年代以来,由于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我们才有条件对中华民族的早期历史作出比较科学的认识。

在中华大地上已陆续发现了人类从直立人(猿人)、早期智人(古人)、晚期智人(新人)各进化阶段的人体化石,可以建立较完整的序列。说明了中国这片大陆应是人类起源的中心之一。

这些时代的人体化石又分布极广,年代最早的元谋人(距今约170万年)是在云南发现的。其他猿人的化石已在陕西蓝田县、北京周口店、湖北郧县及郧西县、安徽和县有所发现。生活在10万至4万年以前的古人化石,已在陕西大荔县、山西襄汾县丁村、山西阳高县许家窑、辽宁营口金牛山、湖北长阳县、安徽巢县及广东曲江县马坝等处发现。生活在距今4万至1万年以前的新人化石已在北京周口店山顶洞、山西朔县峙峪、内蒙古乌审旗、辽宁建平县、吉林延边州安图县、黑龙江哈尔滨市、广西柳江县、贵州兴义县、云南丽江县、台湾台南县左镇有所发现。我列举这许多地名目的是要指出在人类进入文化初期,中华大地上北到黑龙江,西南到云南,东到台湾都已有早期人类在活动,他们并留下了石器。很难想象在这种原始时代,分居在四面八方的人是出于同一来源,而且可以肯定的是,这些长期分隔在各地的人群必须各自发展他们的文化以适应如此不同的自然环境。这些实物证据可以否定有关中华民族起源的一元论和外来说,而肯定多元论和本土说。

即使以上的论断还不够有说服力的话,考古学上有关新石器时代的丰富资料更有力地表明中华大地上当时已出现地方性的多种文化区。如果我们认为同一民族集团的人大体上总得有一定的文化上的一致性,那么我们可以推定早在公元前6000年前,中华大地上已存在了分别聚居在不同地区的许多集团。新石器时期各地不同的文化区可以作为我们认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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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场》2008年第2 33-39

中华民族是一个[1]

顾颉刚

凡是中国人都是中华民族—在中华民族之内我们绝不该再析出什么民族—在今以后大家应当留神使用这“民族”二字。

昨天接到一位老朋友的一封信,他报了一腔爱国的热忱写了好多篇幅,大意是说:“现在日本人在暹罗宣传桂、滇为掸族故居,而鼓动其收复失地。某国人又在缅甸拉拢国界内之土司,近更收纳华工,志不在小。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决不能滥用‘民族’二字以召分裂之祸。‘中华民族是一个’,这是信念,也是事实。我们务当于短期中使边方人民贯彻其中华民族的意识,斯为正图。夷汉是一家,大可以汉族历史为证。即如我辈,北方人谁敢保证其无胡人的血统,南方人谁敢保证其无百越、黎、苗的血统。今日之西南,实即千年前之江南、巴、粤耳。此非曲学也。”

我在这一个多月来,私人方面迭遭不幸,弄得奄奄无生人之趣,久已提不起笔管来。读到这位老友恳切的来信,顿然起了极大的共鸣和同情,使我在病榻上再也按捺不住,今天一早就扶杖到书桌前写出这篇文字。

我在西南还没有多走路,不配讨论这个问题,但西北是去过的,满、蒙、回、藏各方面的人是都接触过的,自九一八以来久已有和我这位老友完全一致的意见藏在心里。在西北时,也曾把这些意见说出写出,但到了西南之后还没有向人谈过。去年年底替《益世报·星期论评》写过一篇《中国本部一名亟应废弃》,在篇末说:“还有‘五大民族’一名,它的危险性同‘中国本部’这个名词一样,让我下次再谈。”现在就趁这位朋友我的的刺激,写出如下。

“中国本部”这个名词是敌人用来分化我们的。“五大民族”这个名词却非敌人所造,而是中国人自己作茧自缚。自古以来的中国人本只有文化的观念而没有种族的观念。从文化来说,那时的文化中原高而地方低,所以那时的执政者期望用同化的方法:“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研究《春秋》的学者也常说“夷狄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孔子一方面称赞管仲,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为的是怕中原的文化堕落了下去;一方面又打算住到九夷去,说:“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为的是想把边民的文化提高起来。在商朝,西边的周国本是夷人(或是羌的一部),但等到他们克商之后,承受了商朝文化而更把它发扬光大,于是不但周朝成了文化的正统,连商王的后裔孔子也要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了。他并不想说“你们是周民族,我们是商民族,我们应当记着周公东征的旧恨”;他却爱慕周公到极度,常常梦见周公,以至于把不梦见周公当作自己精神衰老的表现。墨子也说:“圣人能以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后来《礼运》的作者也把这话抄了进去。试想这都是何等的气度,那里存着丝毫窄隘的种族观念!

孔墨的态度既是中国人一般的态度。春秋时许多蛮夷到了战国都不见了,难道他们都绝种了吗?不,他们因为文化的提高,已与中原诸国合为一体了,再没有种族问题了。到了秦始皇统一,“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意识就生根发芽了。从此以后,政权的分合固有,但在秦汉的版图里的人民大家是中国人了。举一个例罢。我姓顾,是江南的旧族,想来总没有人不承认我是中国人或汉人的了;但我家在周秦时还是断发文身的百越之一,那时住在闽浙的海边,不与中国通,实在算不得中国人。自从我们的祖先东殴王心向汉朝,请求汉武帝把他的人民迁到江淮之间,其子期视受封为顾余侯,他的子孙姓了顾,于是东汉有顾综,三国有顾雍,我们再不能说我们是越民族而不是中华民族的一员了。晋朝五胡乱华,虽说大混乱了多少年,但中华民族却因此而扩大了一次,现在姓慕的和姓容的便是当时慕容氏之裔,姓连的便是当时赫连氏之裔,至于姓刘的,姓石的,姓姚的,姓苻的,更分不清是汉还是胡了。宋朝时辽、金、元和西夏迭来侵夺,然而到了后来仍然忘记了种族的仇恨,彼此是一家人了;元灭了金,把金人都称为汉人了,《辽史》、《金史》和《元史》都成了我们的正统的历史书了。为什么会这样?就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种族的成见,只要能在中国疆域之内受一个政府的统治,就会彼此承认都是同等一体的人民。“中华民族是一个”,这话固然到了现在才说出口来,但默默地实行却已有了二千数百年的历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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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场》2008年第2期 页40

中国民族史扩展阅读书目

清华大学崔之元教授推荐了本书目中的主要文献,在此向他表示衷心的感谢!

  • 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十二卷22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一卷,《导论》之第一章“统一的多民族的历史”
  • 陈寅恪,“论唐高祖称臣于突厥事”,《寒柳堂集》,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页108-121。
  • 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修订版),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
  • 戈尔斯坦,《西藏现代史(1913-1951)–喇嘛王国的覆灭》,1991年。电子版全文:http://www.scribd.com/doc/2287743/
  • 顾颉刚,“从古籍中探索我国的西部民族—羌族”,《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1期,页117-152。
  • 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唐晓峰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
  • 石硕,“蒙古在连接西藏与中原政治关系中的作用”,《西藏研究》,1993年第4期,页87-95。
  • 石硕,“格鲁派的兴起及其向蒙古地区传播的社会政治背景”,《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3期,页16-22。
  • 周恩来,“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网上全文:http://cpc.people.com.cn/GB/69112/75843/75874/75992/5181375.html
  • 国史探微 论文选刊:http://xiangyata.net/cgi-bin/data/xiaoran.cgi?act=list;c=a01
  •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期刊,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网上全文阅读:http://zgbjsdyj.periodicals.net.cn,1991-2002年总目:http://zgbjsdyj.periodicals.net.cn
  • 中国藏学网,http://www.tibetology.ac.cn/Soft/Index.asp

《立场》2008年第2期 页41-53

浅议“自然—社会”二元对立– 致芦笙信

王 丹

芦笙:你好!

通过上次的交谈,我再一次意识到,对于教育的认识我们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分歧。归根结底,我们的分歧在于一个问题:人到底有没有超越社会的自然本质?对这个问题的态度会决定教育的目的和手段,因此对它的辨析至关重要。在此诉诸纸笔,同你继续展开讨论。

一种回答是:有。如果承认人有超越社会的自然本质,等于承认人是先于社会而存在的,即:一群各不相干有着不同的自然属性的人走到一起,才出现了社会。进一步,自然人集结在一起,需要行为规范来协调大家的行为,这样就产生了社会制度和文化。卢梭和霍布斯的社会理论皆循此理。至此,人便成为自然和社会两种属性的矛盾统一体。统一体容易理解,两者并存一体之意。矛盾则因为社会制度和文化总是被认为是与自然属性相悖的,是对人的自然性的压抑和约束,所以人总要反抗社会的压力。然而社会离开规范又无法存在,故二者总处于对立和紧张之中。这种“个体—社会”或“自然—文化”之间的分离和对立是从承认人有超越社会的自然本质开始就预设好的逻辑必然。

“个体/社会”或“自然/文化”的二元对立又在教育领域中衍生出两支教育理论。一支强调教育的社会化功能,教育的目的是“去动物性”,让年轻一代的自然人逐渐适应接受现存社会的道德、文化、技术等,使之成长为社会人,从而肩负起社会延续传承的任务。可以想象,强调教育社会化功能的人会注重经典教育和传统教育。1986年美国的E. D. Hirsch教授写了一本书,叫做:Cultural Literacy: What Every American Needs to Know(翻译大约是:文化常识:每一位美国人都需要知道的知识)。书中提出“核心知识”这一概念,附录中列举了5000种经典书籍(如果我的记忆正确)要求不同年级的孩子阅读。该书引起了轰动,也招致批评无数。由于书中的“经典”范围主要局限于欧美文本,其他文化只摆设性地选取了几种,因此反对者多指责Hirsch为欧洲中心主义,并担心白人文化进一步蚕食同化其他种族。对一个社会的“核心知识”的定义无疑在很大程度上设定了该社会的主流文化,背后隐含着文化政治权力的不平等。由此提出进一步的问题是:谁有权力来规定某一社会的“核心知识”,定义谁是主流谁是边缘?此外,传统主义容易陷入另一重困境。如果教育只有社会化的功能,始终认同传统和既有的文化制度安排,则无异于一架社会复制的机器,社会革新和进步又从何谈起呢?这些质疑的产生同Hirsch提议的隐含前提有关。他在“自然/文化”的对立中偏向“文化”贬低“自然”,继而在具体操作上又进一步以欧美文本作为最高文明形式的代表,有意无意地把其他民族和文化看作社会化程度或者文明程度不完全,当然会引来不满。

另一支教育理论则相反,将人的自然属性浪漫化,尽量拒绝社会的“污染”。人的天性被视为“善”,而社会则被视为“恶”。教育的目的是要尽量使天性得到发展和发挥,应该尽量减少社会对人的成长和发展的干预和指引。这一支的代表无疑是卢梭和他的《爱弥尔》。如果我没有听错,这也是你的教育态度。在“情境还原项目书”上,你写道:“儿童有儿童的世界,儿童的世界往往得不到成人的尊重和认可,成人根据自己的需要以及社会的需求,强加主观的期望在儿童身上,这种情况在日常生活中也随时存在。卢梭在《爱弥儿》中阐述:自然即成长,成长及目的。”我们的谈话中,你也多次谈及现存教育体制下教师的权威太大,教师给孩子下评语,几句简单的话似乎就概括了一个复杂的孩子的本质,这是不公平的。在这个细节上我赞同你的意见。然而你进一步把孩子和成人对立起来,认为孩子还保存着天然性,“儿童有儿童的世界”;成人包括老师都是社会的代表,是利用成人与儿童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儿童处于“被动地位”,要把孩子按照成人的意志进行塑造。你在项目计划书中写道:“教师与学生的关系,其实质是成人与儿童的关系的社会化;成人与儿童的关系,其实质是人类的自然属性(先后关系)的社会化。”如此,自然与社会文化的对立转换成了儿童与成人的对立,并且分别印上了“善”与“恶”的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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