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工子弟学校教师 等不到花开的园丁

马 丽

自80年代中期户籍控制松动后的中国城乡人口流动,到了90年代初就呈现出家庭迁徙(family migration)的趋势。随着进入城市的流动儿童的增加,教育资源分配和机会平等问题也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但至今,进城民工子女中仍有很大部分无法享受与城市孩子同等的有质量的教育(quality education)。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郊区还经常可以看到很多私人开办的“民工子弟学校”。从可观察到的现象层面看,这类学校存在的问题也都类似:校舍破旧、场地拥挤、教学设施缺乏、师生比低、教师流动性大。在各城市兴起的大学生志愿者活动,也多把爱心传递进了这类学校。但有人可能还不禁问道,为什么民工子弟学校在存在这么多年之后,教学质量仍然没有太多改善?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走进民工子弟学校教师这样一个群体。他们是直接影响到几千万民工子女教育的人,但实际上,他们的生存状况直到最近才得到社会的一些关注。

在走访一些民工家庭和民工子弟学校的过程中,笔者发现,家长经常会抱怨学校老师换的太频繁,或者有老师不负责任的情况。有的班级的英语老师可以一学期换三四个不同的人教,新来的人也不知道前面的一位老师教这门课教到哪里了。一些学校因为缺老师,就降低招聘标准,但这样更是陷入一种恶性循环:低学历无教学经验的雇佣教师,往往也是仅仅将这个职业作为进城打工的“跳板”的,一旦找到其他工作,就转行走了。所以怀者“做不长”的心态,这样的老师也不会对孩子负起责任,平时教学散漫,考试时随意给学生高分。这样的情况确实存在,但民工子弟学校里也不乏一些敬业的教师,很多是在农村做过老师或师范毕业的。后来笔者慢慢发现,一些被家长认为“不负责任”的老师,原本也是敬业有抱负的老师。那么,他们的人生又经历了怎样的变化呢?

要了解民工子弟学校教师的生存状况背后的深层因素,需要先对民工子弟学校产生和发展的大背景做个介绍。最初各城市中专门接收民工子女的简易学校,多是以一种自发的社会互助形式出现的,但到了90年代末,更多以盈利为目的的办学者加入,开始了一场无序竞争。由于长期缺乏规范和监督机制,至今大部分可以维持民工子弟学校都是在以非正规的私营企业的形式存在的。在缺乏教育财政支持的情况下,这类学校很难以自筹资金将校舍和师资改进达到教育行政部门的标准,很多学校在办学十几年以后仍然没有获得办学资格审批。但在当前的公立教育系统对民工子女仅仅半开放的情况下,民工子弟学校的存在虽“不合法”,但却被认为是“合理”的,就这样,大多数民工子弟学校还是在没有正式办学许可的情况下被默认存活了下来。

以盈利为目的的办学者为节省成本,在各项开支上都能省就省,雇佣的教师数目都是最精简化的。上海一所民工子弟学校,全校1300多学生,只有近40位老师。而附近的一所公立学校,同样是38位老师,但学生数目只有380多名。北京各民工子弟学校的师生比也类似这种情况。除此之外,因为大部分民工子弟学校的英语、体育、美术和音乐等科目缺乏专业教师,这些课也都分摊到各科老师身上,有的学校甚至也没有开设这些课程。也就是说,仅从要完成的教学任务量来衡量,一位在民工子弟学校的教师的课业负荷,是一位公办教师的四到五倍。一位老教师说,“比起在老家教书,这里压力大多了。在那只用教一个班的语文,这里除了教两个班的语文,还有两个班的生物、体育、思品。大部分老师都是这样。这有是老师流动性大的一个原因,太累了,受不了。”

除了课业负荷超重之外,民工子弟学校学生流动性大,也给老师们的课堂管理带来更多难度。大部分进城农民工家庭都面临长期的就业和住所不稳定的情况,孩子会经常随着父母工作的变动而不得不换学校。另外,由于民工子女至今还没有在城市里参加中考和高考的权利,很多读到六年级或者初中二年级的学生,不得不转回老家学校参加考试。越是在城市里学习优秀的孩子,父母会越倾向于让孩子早些转学回家,可以适应当地的课本,以准备考试。这样出现一种“逆向选择”现象(reversed selection),即成绩好的学生更倾向于选择转走。某校五年级每学期的流动率会达到20%左右。这给很多教师造成很大的挫折感和心理压力。一位老师说,“回老家的都是好学生,这让老师们教得很回信。因为即使你在一个学生身上投入再多,很尽心尽力地教他,但他很快就转学回去了。实在是教得很没有信心,对自己的教学也很没有信心。”学校的制度环境中也缺乏奖励机制,办学者往往是“鸡蛋里挑骨头”似地借机克扣教师工资。这些都增加了在此类学校任教的老师的心理成本,造成教师流动频繁。

对于民工子弟教师而言,工资待遇低、无福利或激励机制、教学任务超负荷、心理压力大是非常普遍的感受。最重要的一点,很多老师说,是觉得自己的工作不受到尊重。工资报酬与付出不相称,又没有和“老板”讨价还价的能力,导致很多老师挫败感很强。在当前的就业环境和物质化价值取向下,越来越多家长的“读书无用论”语调,影响着孩子对于知识的态度。除此之外,很多民工家庭也认识到这类学校与公办学校在师资上的巨大差距,认为这里的教师也就只是和自己一样的“打工的”。对学校质量的不信任,使得他们在看待民工教师的时候,失去了原本对教师职业应有的尊重。一位年轻的男老师提到自己曾经在课堂上尴尬的一幕。在责备一名学生不认真学习之后,这个学生站起来,不屑地问他,“老师,你整天让我们好好学习,我们学好了,就是为了像你这样吗?”

为什么民工子弟学校很难被规范、走向正轨?最根本性的还是体制的缺失。要建立起一个系统的学校管理体制和教师激励机制,是需要投入的,但大部分民工子弟学校仍处于自生自灭状态,没有财政支持,也缺乏质量监管。教师在上岗之前没有培训,在超负荷运转状态下,也没有时间考虑如何提高教学质量,更谈不上去关注每个学生的心理需要。

教师流动和学生的流动都大,是各地民工子弟学校的共同特征,也是削弱教学质量的最关键的一环,很多学校在这样的高流动性状态下维持了很多年。教师流动性大,导致办学者对新进老师更加严格的控制和克扣,又加剧了教师的流动。一切好像陷入一个恶性循环而没有办法改进,最终还是把制度性的恶果转嫁在孩子身上。某老师说,“现在就是‘老板’想规范都规范不起来,像我们这样一大批新老师,都是没有经验的。流动性大的原因,一个是管理,一个是待遇,所以留不住老师。如果一个月工资有一千多,还是会有老师留下来的。老师如果可以带学生到他们毕业,会对每个学生都很了解的。但现在,老师流动性大,对孩子的影响肯定大。一个孩子需要一段时间去适应一个老师的教学方式,老师也需要时间适应和了解学生们。一旦适应好了,学生已经形成了一个习惯,可以跟着这个老师,但到了下个学期,又换了个老师,这样对孩子的适应就会有很大影响。因为他所有的时间都用在适应上了。如果有一两年这样的经历的话,我相信肯定会影响他的学习的,会有一些厌烦和抵触情绪,肯定是会有的。对于老师来说也是一样的道理。”

虽然在访问家长时,听到很多对于教师的意见,但真正走进老师们的生活时,会发现,他们的生活里也满了辛酸和挫折。教师中的大部分人,认为自己的工作只不过是“打工族”中的一种职业,他们对自己的身份认同,首先是“进城民工”,其次才是“教师”。这背后反映出很深的制度性隔离。在社会中被边缘化的感受,已经盖住了“园丁”的光环。一位在农村教过书,之后到各城市打过各类工,又回到民工子弟学校教书的中年女老师说,“很多事情提醒你,在这里你只是一个打工的,家长的一些态度,也让你觉得自己只是个打工的。只有在面对孩子们的时候,我才会觉得自己是一名教师。”

民工教师群体中不乏立志投身教育、改变民工子女教育现状的老师,但他们觉得这条路上很孤单无助,尤其在自己的基本权益也很难得到保障的时候。很多老师对于继续留下来还是离开,都面临一种道德困境:“如果在这样的学校待一段时间,会把整个人都磨掉… 把你所有的志向都磨得一文不值。在这里,看到孩子们进步我也会有些成功的喜悦,和孩子们待久了,也有一些割舍不了的东西,看着他们,就舍不得走。但留下来的话,就被许多的事情打击得不行… 只能是随波逐流。”

一批老师走了,又有一批老师来了。每个民工子弟学校都在上演着同样的故事。走了的人,有的还在惦记着原来教的班里那个懂事好学的小女孩,不知道她是不是转学回老家了呢?不知道她的未来会是怎样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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