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日本教育改革的现场报告(二则)[1]

平馆英明

编者按:

当我们向《周刊星期五》杂志社提出要求翻译和转载有关日本教育改革的这两篇采访报道时,该杂志社的负责人特意叮嘱我们要注明报道最初刊登的时间。日方编辑特意强调这一要求当然有他们特别的用意。自2003年这两篇报道刊登以来的5年期间,对于近年来日本的教育改革,学界已经出现了许多更为深刻的讨论和分析。具体地说,在日本的教育研究领域,已经普遍认识到仅仅从文部科学省的权力压制的角度,无法真正看清这场改革发生和运动的深层原因和特点。1990年代以来伴随着全球化市场经济给日本产业结构带来的冲击和压力,新自由主义不但成为经济、政治改革的主导方向,同时它也成为日本教育改革的主导价值。而重新强调回到爱国主义、集体主义、道德教育也成为支撑新自由主义教育改革的另外一个重要侧面。因此,从“国家—社会”、“行政控制—个体自由”的角度来描述这场改革,不能够充分揭示日本社会的经济结构和教育之间关系及其相互运动。这两篇报道需要被放置在以上的历史框架中来理解,而不是单纯地把它看做是中央使用自身权力肆意地加强对学校课程和教师日常工作的控制与管理。在此特别提请读者注意。

尽管在分析上存在一些偏差,我们认为这两篇报导道所反映的现象仍然对中国的教育改革有所启发。以行政命令的方式自上而下地强制推行的教育改革都存在同样的危险,即压制下属尤其是基层学校行政和教师的不同言论、行动和思想。其结果,教师和学生从教学活动的主人转变为行政管理的对象,学校工作的教育性被冲淡,而行政事务性工作却日益繁琐。对教师而言,这不仅意味着工作负担的加重,更意味着工作意义的逐渐丧失。而人需要在有意义、有成效、创造性的工作中树立自尊并获得社会的尊重。广岛教师的自杀现象也许正是教师们在高压管制的教育改革下为保全自己独立的教育理想和尊严而作出的绝望抗争。由此也可见,工作并不仅仅是养家糊口的营生,也关系着人们生存的意义和人格尊严。难以否认,在中央集权的教育体系中,自上而下的教育改革既有必要也不可避免。那么,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什么样的教育改革既能实现正确的教育方针,又能够尊重基层教育人员的独立和自主性,维护他们在教育工作中的自由和尊严?这是我们编译这两篇报道的意图。


(一)教师自杀现象为何增加

——蔓延在教育第一线的精神性疾病

教师自杀能被视作工伤吗?关于20年前发生的一起教师过劳自杀事件的审理正在最高法院进行。

一位教师在20几岁时就不得不结束自己的生命。我们将循着他的足迹揭示如今仍在教育第一线肆虐教师健康的事实。

“有美子,对不起!学校的工作让我感到有些累了。”

1983年1月24日,岩手县釜石市立平田小学教师菊池明德(时年29岁)给妻子留下一封遗书后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这一天是提交道德公开课(定于2月4日举行)的最终指导方案的日子。但明德早上离家后并未前往学校,他失踪了。2周后的2月6日,明德被发现吊死在邻近的小镇的山林里。

明德的妻子有美子在1987年向地方公务员灾害补偿基金岩手县支部提请进行工伤认定手续。她认为明德自杀的原因在于被强制要求以违反他教育理念的方式举行公开课,并因过于繁重的公务而导致其患上了“反应性抑郁症”。

但是第二年,此事被认定为非工伤,在基金支部的审查和其后的再审查申请均被驳回。1992年,有美子向盛冈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撤回非工伤的认定。有美子提起的这一行政诉讼成为了争论教师过劳自杀究竟算不算工伤的第一个案例。

为公开课而烦恼

明德到平田小学赴任是1982年4月的事情。在教师生涯的第7个年头他才首次成为一年级学生的班主任。平田小学被市教委指定为道德课实验小学,1980年度和1981年度这里都举行了道德公开课。当时的校长非常重视道德教育,也已决定在1982年度继续这项教学活动。而定于1983年2月4日举行的公开课,是由明德负责的。

明德的烦恼源于公开课的授课方式。这种方式被称为“平田(小学)方式”,它要求将班上的学生分为“好孩子”、“坏孩子”和“普通孩子”这样三个小组,然后从每个小组抽出部分孩子展开教学活动。一直以来,明德就对这种带有歧视性的教学方式抱有疑问,但公开课直接联系着学校教育活动的评估,因此,必须得拿出点成绩来。在这一沉重的精神负担下,明德从第一学期开始就持续出现头痛、发烧等症状。

进入第二学期后,除了每天8小时的正常工作安排以外,,明德还不得不为郊游、学艺会等之类的学生校外活动操劳。甚至在这期间,他为准备公开课而举办校内研究会,多达26次。,11月份他还同时承担了国语和道德实验课的工作。从这时起,明德每天不得不为研究教材而一直工作到深夜一、两点,无法保证充分的睡眠时间。食欲不振,体重也从57公斤减到了52公斤。妻子劝他去医院他也不听,对任何事都只是说“等道德公开课结束之后再说吧”。这时,他流露出自己在道德教育实践方面的苦恼:“(把孩子)分成上中下三等的事情我做不来。”据说,到了第三学期,明德的反应明显变得迟钝起来。当被问起开学典礼的情况时,他也只是回问“嗯,?”。

1月22日(周六),也就是他失踪的两天前,校长要求明德对教案进行修改。之后,有同事曾看到他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楼梯间。24日(周一),明德带着前一天才重新推敲过的教案失踪了。

虽然明德失踪了,但2月4日的公开课仍然由别的老师代理举行了。从校方这种冷漠的处理方式也可猜想得到,公开课的成功才是学校唯一的目的所在。

前年的一审判决指出明德“被强制进行不合本意的公务”和“因过重的公务而导致患上抑郁症并最终自杀”,承认了自杀与工作之间的关系,有美子胜诉了。这是一个对教师职业职质的方面给予高度重视的划时代的判决。

但是,去年2月仙台高等法院推翻了一审判决。高法判决认为,“也曾有毫无经验的教师完成过这样的道德课教案,所以,无法断定此事对明德一人来说是过重的负担”。换言之,法院的判断采用了“同事标准”。可是这种关系到孩子人格发展的教师职责和教师精神上的苦恼真的能用所谓的“同事基准”来衡量吗?

去年明德去世后的第19个年头,,釜石市又有一位中学教师(30多岁,男性)在家中上吊自杀。他生前曾被诊断出患有“不安抑郁症状”。教师的精神疾患问题,现在变得愈发严重了。

管理式教育的牺牲者

根据文部科学省的调查发现,因精神性疾患病休的教师,在1990年时为1017人,2001年则达到了2503人,是1990年的2倍多,占到全体病休人数的48%(请参照图表1)。

另一方面,教师的在职人数在这10年里减少了7万多人,因患精神性疾患而病休的比率正在进一步增加。

太田裕幸(50多岁,假名)在当上中学教务主任后不久,就出现了抑郁症状。在当教师的时候,即使是因学生的暴力,被打得肋骨骨折,太田也从没有消沉过。对他来说,每天能够有时间面对孩子,已经成为他工作的主要的支撑。

太田是一个热心的教师,在校长的劝说之下选择了进入管理层。在就任教务主任前的进修期间,他就曾被要求要有做好一名管理层人员的思想准备,必须要贯彻“国旗、国歌”规定,要明令禁止教师在自己家中进修等等。太田当时就感觉到了这些要求与自己的教育理念之间的巨大差距,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他无法接受这些教育行政的强制性要求。

clip_image002

当上教务主任后,太田没有了与学生面对面交流的机会。教务主任的工作,主要负责校务分工中无法划分的繁杂事务。周六周日的时候也多忙于处理那些与教学活动基本无关的事务——像联系本学区、或家长教师协会(PTA)等校外组织的活动——基本都放在假日期间。

实施人事考核制度之后,太田经常为教师的等级评定感到痛苦。他渐渐无法入眠,并开始服用精神安定剂。

太田这样说道:“我不知道该如何(根据成绩)给老师分级。我又没有具体接触过老师们的教学方法,要分级的话就只能根据印象来决定。我无法忍受(由于我的评定而导致)一部分好教师遭到不公平对待。”

大概在赴任后的第2年,太田的精神方面出现了问题,怀疑是患上了抑郁症。他对外界事物变得冷漠,脸上的笑容也消失了。在工作上,虽然还可以轻松地完成一些简单的的文件处理,,但是像写文章这样的工作已经完全干不了了。他已经无法进行思考了。最后,他眼中的所有东西都开始变成了深棕色。

太田被确诊为抑郁症而住院后,他的痛苦不但没有减轻反而更加深了。他开始认为:“(都是因为我的原因而导致)校长的负担加重。如果校长病倒的话,那不就是我的责任么”。因为回归工作岗位的不安和焦躁感曾一度使他陷入到了精神错乱的状态。最终,太田花了整整1年的时间才重新回到了工作岗位。现在,他离开了教务主任的职位,作为一个教师回到了讲台上。

“(回到第一线以后)我感受到了(教育的)快乐。缺乏自由和责任感的学校就不可能有好的教育。但现在什么地方都只是从上到下的管理了……”

这是受尽管理式教育折磨的太田的原话。

在剥夺了教师酌情处理的权利的管理式教育的下面,绝对无法产生真正自由的教育。而这种工作环境已经成为诱发教师“抑郁”的温床。

教师的健康是一个严重问题

目前社会上有关“‘(因精神疾患)病休的教师都是不称职的’的说法是极其错误的。实际上、很多教师都存在有‘只要付出努力什么问题都能解决’的某种优等生意识。(基本上所有前来就诊的教师)满脑子都装着孩子们的事情,他们也都为学生和家长所信任。所以,不认真、不称职的教师是不会得病的。”

说这话的是对教师的精神疾患问题非常清楚的大分协和医院的丹生圣治医师。据丹生说,目前像这类认真的教师中的决大多数都处于慢性疲劳的状态。教师们对于即使是实际上不可能完成的工作也尽量努力去做,这本身与鼓励教师们努力工作的学校特质不无关系。正因如此,越是认真且责任心强的教师就越容易患上精神疾病。

比方说,即便医生坚持要教师患者静养,告诉患者“我给你开诊断证明,你要好好休息”,患者也会说“写完成绩通知书之前没法休息”并会一直工作下去,直到累倒住院。这种例子并不罕见。它们多数是因为患者陷入了失感觉症状,连自身的疲劳都无法感觉到了。

因此,教师的治疗是很花时间的。通常6个月能完全治愈的就算是较短的了,有些甚至需要2年的时间。一些症状严重的住院患者在最开始接受治疗的一个月里,基本上都是靠服用药物每天在床上睡15个小时。这也证明了他们的疲劳程度。丹生医生通过治疗让患者们了解自身体力的极限,同时也培养他们“感到吃不消就休息的勇气”。

慢性疲劳在教师人群中蔓延的最重要的背景之一就是教师们变得越来越忙碌。从去年学校统一开始实施双休制以后,原本6天的教学工作量被压缩到5天,这直接导致了课程安排过于紧张。这样学校为了保证教师与学生们之间的接触,就往往很难确保教师们有足够休息和休假的时间。教师们在学校里的时候一站就是一整天,有时甚至连喝水的功夫都没有。而且由于写报告和开会等工作基本上都被安排在学生放学之后,以至于教师们的工作无法在上班时间内完成。因此,大多数的教师们只得将备课和批改作业等工作都带回家处理,这样教师长时间劳动也就变成了一种惯例。此外,他们在周末时还不得不准备下周教案和教材研究等工作。

日本教职员工会(日教组)以去年10月为对象进行的调查显示,除了《给特法》[2]以外的加班时间为平均每人10小时,带回家的工作为平均每人9小时。而针对是否能够保证休息时间的问题,有74.4%的人都回答“不能保证”。

另外教师们的睡眠时间也未能得到充分保证。据全日本教职员工工会(全教)调查显示,教师平均每天的睡眠时间(以一个星期为基准)为6小时11分钟,大约有4成被调查者的睡眠时间达不到6小时。更有8成以上的被调查者表示感觉到了工作方面的“不安、烦恼和紧张”。

因睡眠不足等原因而导致从学校的楼梯上摔倒并骨折等的事故也不少。而且,由于没有代课老师,任课老师不管多么劳累,就算想休息也休息不了。在这种情况下,最近,因身心俱疲而选择提前退休的教师也增加了。甚至还有一位女教师在退休一个月后就因脑溢血而去世。

一位小学教师(50多岁,男性)说:“还有突然在教室或卫生间病倒的。去年,仅仅是我所知道的就有4位老师去世了。这些绝非与己无关。”在全教的调查当中也有约58%的教师声称有着对于过劳死的不安。

损害教师健全的精神和肉体的劳动环境是异常的。从这一状况可以看出日本政府的意图,他们希望能够让教师们像骡马一样拼命地工作,他们还希望通过这一方式让教育最终变成自己所希望的那样。

关于菊池明德自杀事件是否属于工伤的审判,其舞台已因去年2月有美子的上诉而转移到了最高法院。

“我不希望像我这样痛苦的感受再发生到别人的身上。”

这是同样身为教师的有美子的原话。

工伤认定的历史,同时也是为数众多的牺牲者的历史。即便只是为了就教师们所处的严苛劳动环境而敲响警钟,也不能让明德的死没有意义。


图表2:你有辞职离开学校的想法吗?

* 0.1% 没有回答

没有46.7%

有时有39.7%

经常有13.5%

由辞职想法的教师中间:

clip_image005


(二)广岛教育之殇

——接连出现教师、校长自杀事件的教育第一线

今年3月,到尾道一所小学赴任的民间人士校长[3] 自杀身亡。

自从1999年世罗高中的校长自杀以来,广岛县已经有12位教职员工自杀身亡。

隐藏在这些现象的背后,是由文部科学省所强制推行的纠偏指导。

广岛教育的现状,就是未来整个日本教育第一线的缩影。

今年3月9日,是广岛县尾道市立高须小学庆德和宏校长(时年56岁)自杀的日子。他是因为过度劳累而自杀的。

自去年3月就任以来,这位来自民间的校长,由于极度繁重的工作,以至于刚刚才就任一个半月他就被诊断患上了抑郁症。据广岛县教职员工工会(广教组)的调查显示,学校管理人员的加班时间月平均超过150小时。在两位教务主任相继因为过度劳累病倒的情况下,完成市教委要求学校提交的数量多达370份的书面报告的工作,就不得不压在庆德一人身上了。他在自杀之前每天平均加班时间达到了7小时16分钟。

因为媒体的大量报道,人们对庆德校长的悲剧依然记忆犹新。但就在半年前,同样在尾道市,一位中学教师因为疲劳至死的事实却几乎不为人所知。在教育改革的呼声下,被“忙碌”折磨地疲惫不堪,心力交瘁的不止庆德校长一人。

在学生面前倒下

尾道市立栗原中学的教师西川修(时年54岁)于去年9月因急性脑溢血去世。西川工作的信条是“没有充分的时间和自由,就不可能有好的教育”,周围的同事都非常信任他。西川认为在当下的教育管理体制下面,根本无法实现理想的教育。,他说“光靠管理没办法培养孩子成材。而现在的学校已经没有这样的时间和能力来实现这个课题了。。”西川本来已经决定今年3月份提前退休。

就在去世之前,西川作为二年级班主任,他一边的担任了5个班的国语课,一边还负责承担了学生指导、保健主事[4]修学旅行等教学之外的工作。

从上一年度(2002年度:译者注)开始,由于新学习指导要领的颁布与实施,全国各个学校都改为五天教学,学校课程安排得非常紧张。与此同时在尾道市的中小学校,书写教案(包括年度指导计划和每周的学习指导计划)的工作,成为教师们必须完成的一项强制性义务。而向上级提交名目繁多的书面材料也成为教师工作中的一项沉重负担。

此外,尾道市自行实施的教育改革――《尾道教育计划21》也于这一年度正式启动。这一改革可以说是全国教育改革的翻版,其目的是要将尾道市(的)义务教育提升到全国最高水平。为此尾道市相继推出以下的改革举措,如要求学校开展体现各校特色的“一校一研究”活动和以“职场体验学习”为内容的综合学习,规定学校必须定期开办“道德公开课”,同时提出为了切实提高学生知识水平和能力,要求学校必须参加“全国标准诊断性学力检查。由于这些改革措施对学校的要求,使得各学校之间竞争加剧,教育第一线的工作愈加繁忙。

由于新学习指导要领缩短了国语课的教学时间,加上西川直到4月1日新学期开始才拿到新教材。在未对教材进行熟悉和准备的情况下,就不得不仓促地开始新学期教学,,[5]这些都让他感到了极大的困难和压力。此外,为了准备“职场体验学习”等新的学习内容,从4月份以来,他一直忙于参加各种教学会议不曾间断。

进入第二学期以后,西川又因为运动会以及修学旅行等的准备工作而忙得不可开交。运动会的排练全是在酷暑中进行的,从那时起,西川开始抱怨头痛和颈椎痛,口臭的症状也变得严重了。他带回家的工作也比往常增多了,。就在倒下的前几天,西川一边要批改200个学生作文,一边还要忙着筹画学生的修学旅行。“好累啊,累死了!”开始成为他的口头禅。西川的家人劝其请假休息,他没接受,只是说“到修学旅行的说明会结束之前肯定不可能”。去世的前一天,西川在去班里上课的时候摔倒在楼梯上。有同事回忆说,在那之后看见他捡粉笔的动作变得极其缓慢。

9月26日也就是西川在学校摔倒的第二天,学校在体育馆里为学生和家长召开修学旅行说明会。会议刚开始没几分钟,西川就突然倒下了,等被送到医院抢救时他整个人已经陷入了昏迷状态。

西川在众多学生面前倒下,这对于学校的老师们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打击。但据当时同事回忆说,“在一星期以后学校就恢复了往常的样子,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似的”。同事的这番话也许可以让我们看到一个事实,那就是学校的老师们因为工作的繁忙而根本没时间沉浸在感伤之中。

连内心的自由都没有

“我要是两年前(2000年)辞职就好了。现在,自己所想的教育根本无法实行(这不就是说,让年纪大干不动的人滚蛋吗!”

西川曾经对身边的人这样说过。这几句话将广岛的教育现状表现得淋漓尽致。

广岛的高层行政管理人员和教师中,未到年龄就提前退休的人越来越多(请参照图1)。其原因正如西川所说:“自己所想的教育根本无法实行了”。比如说,因为书写、提交教案的强制要求使得教师们的工作被牢牢地束缚在学习指导要领的范围之内。更糟糕的是.,就像企业搞的业绩竞争一样,所有的教学内容都被转换成了数字目标,。学校逐渐变得像工厂一样,原本可由教师根据实际情况酌情处理的教育也无法持续下去了。

图1. 中小学阶段提早退休和正常退休的比例 (广岛县为例)

clip_image007clip_image009

依据广岛县教委调查所制

广岛县被作为教育强制管理的对象,主要是源于1998年当时的文部省提出的的纠偏指导。因为当时县内的福山市的部分学校,将他们课程表上的“道德课”和“国语课”改为“人权课”和“日语课”。文部省认为这种表述学习指导要领和教育法规的要求,勒令广岛县教委今后3年于县内的学校开展纠偏工作,并将情况向上级汇报。纠偏指导涉及教学内容和学校管理两个方面,共13个项目。[6]

长期以来,广岛县的教育主要包括两个部分,一是作为历史上曾遭受过原子弹轰炸的城市而开展的“和平教育”,另一个是为了杜绝部落歧视的“同和教育”。这也是教育行政自己与各种团体携手推行并予以确认的方针。然而,纠偏指导开始后,县教委却一改往日的立场,认为“那些都是与教职员工团体、同和教育研究团体以及其他各运动团体交涉过程中不得不作出的妥协和让步,由此才造成教育的中立性受到侵害”。自此,“同和教育”也被认为是一种偏向教育。[7]

首先,作为管理层的校长的权限被强化了。教职员工会议成为了校长的辅助机关,上情下达的命令系统被逐渐强化起来。甚至有校长宣称“那些不遵从我意见的人没必要留在学校”,这使得民主式的学校管理变得困难起来。据有的教师透露,甚至有校长在发工资单的时对教师露骨地说:“你还是辞职算了!。”教师们之间的合作的关系也受到影响,,每个人都被驱使着争先恐后地向管理层表忠心。

纠偏指导是一种“对于不听话的人不惜给予处分”的强权性的行为,管理和统制成为了向文部科学省效忠的证明。比如说毕业仪式和入学仪式上对于悬挂国旗和齐唱国歌的贯彻问题。县教委在发给各校校长的实施报告书当中,要求对于诸如“国旗是否悬挂在讲坛的正面”、“齐唱国歌时的歌声是否响遍了会场”等具体问题进行汇报。甚至在《校长保有资料》中还有针对仪式时不起立的教师的处理手册。就是这样,广岛的公立学校在悬挂国旗和齐唱国歌方面的实施率达到了100%。

事实上,有校长甚至给在齐唱《君之代》时没有起立的孩子家里打过电话。还有的是将教师们唱歌的情形拍下来,检查他们究竟有没有开口唱歌。据说有的地方甚至还有检查教师言行的监视体制,曾有家长教师协会[8]相关人员突然进入教室对教师的言行横加指责:“你就是那个在齐唱《君之代》的时候没起立的老师。像你小子这样的人能给别人上课吗?!”就是这个“日丸旗、君之代”问题,害得世罗高中的石川敏活校长自杀身亡。

在广岛县,剥夺教师内心自由、几乎让人无法喘气的管理式教育被贯彻得非常彻底。但这仅仅是广岛一地的特殊问题吗?

无视孩子们存在的教育改革

“(广岛教育)会成为整个日本教育改革的试金石。国家在推进教育改革的时候,和平教育被视为是障碍,同和教育也被认为必须废除。”

说这话的是广教组的石岗修总书记。很多教师都指出,现在广岛被日本政府视为全国教育改革的试验台和突破口。

日本政府为了修改教育基本法,目前正在准备着手进行彻底的教育改革。文科省在接受了教育改革国民会议的建议之后,提出了《21世纪教育新生计划》改革方案。方案充分显示出政府要将此次教育改革作为一项全民运动推行的热情,该计划认为“过去由于过度尊重个人而导致轻视‘集体’的倾向越来越明显,(略)因过分的平等主义导致教育出现平均、划一的倾向,(略)因材施教的问题也长期受到轻视”。方案的基本思想就是希望将筛选和竞争的原理引入到教育中来。《尾道教育计划21》提出要针对学校实施教育评估制度等,这些可以算是全国性教育改革的前奏。

那么教育第一线变得如何了呢?另一个教职员工团体——全广岛教职员工工会(全教广岛)——的总书记金谷贤二对此回答说:

“纠偏指导和(广岛的)教育改革的特点,就是从一种应然的角度来讨论教育,却无视现实中孩子们。我们该讨论的难道不是怎样才能把广岛的孩子们培养好这个问题吗?”

教师们被迫卷入学校间的竞争,数字达标的竞争当中,他们无法真正关注眼前的孩子。为了完成那些数字指标,教师们不得不对孩子们采取机械的、管理的教育模式。

此外,县里和市里下达的大量的书面任务也让教师们忙得晕头转向。据说现在学校里,衡量老师工作能力的标准已经成为,如何在短的时间内,既能维持班级的教学活动,又能够承担更多的事务。广教组的石岗书记长这样说道:“学校的教师们整天忙着处理堆积如山的报告,根本没有时间考虑自己的本职工作教育。孩子们则成了一堆无暇顾及的‘工作’

现在的情况是即使孩子们到老师那里问问题,也只能听到这样的回答“这种问题上课的时候再问”、“我现在很忙,没办法给你解答”。

工作的忙碌同时也导致了教师们精神健康方面的问题,这一点从广岛县教师病休人数的年度变化上也可以看出来(请参照图2)。与1998年度纠偏指导导入以前相比,接受指导之后出现精神性疾病的人数明显增加。福山市的某小学,去年一年,15名教师中就有6人因患了精神性疾病离职休养。据说有的班级半年内换过4个班主任。

前年4月,某县立高中负责升学和就业指导的教师A自杀身亡。“断掉(学生的)希望的行为不能被称为教育。至今为止(我们作为教师而)做出的努力究竟算什么?你们太冷酷了。我不干了!”

A是在决定学生升级的成绩会议上说的这番话,几天后,他就自杀了。当时会上,围绕一个学生升留问题,教师之间出现了意见分歧。本来这个学生也只要再补习一天就可以升级,但一派意见坚持要按规定让该生留级,A的自杀是对这种只知道死守陈规的意见的一种抗议。A去世9个月后,就在这所高中,另一位长期病休的教师也自杀了。

根据广教组的调查,自1999年以来,广岛县内已有12人自杀。其中校长5人、副校长1人、教职员工6人。

纠偏指导下的行政管理和统制已经使得不少教师选择自杀、或自动离职。接受纠偏指导以后,广岛的教育改革逐渐成为、以“竞争”和“筛选”等价值为主导原理的、新一轮国家教育改革的试验台。它的实质是在所谓的“教育自由化”名义下,让所有的教师都疲于奔命。忽视现实中孩子们成长的广岛教育改革,将成为未来整个日本教育的“缩影”。

图2.“文部省纠偏指导”开始前后的各年度离职者人数比较

clip_image011

(注)上图中显示了广岛县和广岛市的病休人数以及病休者中精神疾病患者的人数和比例。离职者人数包括了从前一年度开始离职的人员以及该年度开始离职的人员。(资料提供者:广教组)

(王宗瑜译)


[1] 原载于2003年日文杂志《周刊星期五》。《教师自杀现象为何增加》载于2003年7月4号(466号),《广岛教育之殇》载于2003年8月29号(473号)。

An English version is available on Japan Focus at http://japanfocus.org/_Hiratate_Hideaki-Teacher_Suicides_and_the_Future_of_Japanese_Education. We’d like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express our gratitude to Professor Mark Selden and Japan Focus for their warm support for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of these articles.

[2] 全称为《关于国立及公立义务教育诸学校教职员工的收入等的特别措施法》。其中规定只能在如下情况下才能要求教职员工加班:(1)关于学生的实习指导的业务;(2)关于学校活动的业务;(3)关于学生的教育实习指导的业务;(4)关于教职员工会议的业务;(5)在自然灾害等必需的场合里从事必要的业务时。也就是说,只有在临时或者紧急并不得不为之的情况下才能要求加班。(若是公立学校教职员工则不包括第3条)

[3] 所谓民间人士校长,就是指以前未曾有过与教育相关的工作经历而在公立或国立的小学、初中、高中或者中等教育学校等任职的校长——译注。另,以下出现译者注释处将标以“译注”二字,原文注释不另行标明。

[4] 所谓保健主事,就是根据日本的学校教育法施行规则第22条第4款的规定负责对学校的保健活动进行企划和调整的教员——译注。

[5] 日本的财政年度是从当年的4月1日开始,到第二年的3月31日结束的。学年的开始和结束日期与此相同——译注。

[6] 教育内容方面:(1)毕业仪式和入学仪式时升国旗、齐唱国歌;(2)人权学习的内容;(3)道德课的名称及其指导内容;(4)国语的课程表;(5)小学音乐课时关于国歌《君之代》的指导;(6)课程安排数量及每堂课的时间;(7)关于指导摘要的填写。

学校管理运营方面:(1)关于教员的勤务状况以及勤务时间的管理;(2)关于主任等的任命时期及人选;(3)主任津贴的筹集;(4)职员会议的实际运营等;(5)负责学校运营的校长与教职员工团体各校分会之间的协议书等的情况;(6)县教委对于公立学校的管理运营的配合情况。

[7] 即思想意识倾向某一方面的教育——译注。

[8] Parent-Teacher Association——译注。

Advertisements